帝國幫兇，還是天朝推手：活躍於晚清官場的洋大人們（全2冊）


	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时代，刚从天朝大梦沉睡中觉醒的中国迫切需要了解和学习西方。外国人在晚清官场任职成为一个奇特现象，活跃于晚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洋大人也应运而生。《晚清官场的洋大人》分为外交篇、改革篇两部，分别讲述了赫德、日意格、丁韪良等外国人在参与中英滇案、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及庚子议和等晚清重大外交事件和推动创办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局、创新海关体制等洋务运动中的作为。外交篇以“借师助剿”登场，以晚清外交为背景，展现列强与洋大人们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立场和行为以及清廷被动开展外交后，赫德、德璀琳等洋大人在外交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及调停活动；改革篇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改革运动为主线，展现了洋大人们所参与的改革事件。全书采用海内外手史料，视野开阔；作者在遍览史料的同时剥茧抽丝，将故事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次全景再现了洋大人们在晚清中国的历史全貌，生动再现了“洋大人”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近代历史长河中的活动轨迹，也展现了晚清中国在与西方国家及世界融合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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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蒲安臣使团出使西方的活动中，还有一个让清廷大跌眼镜的情况是，蒲安臣打破了一直被视为禁忌的礼仪之争。 1868 年 6 月初，蒲安臣使团途经巴拿马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按照当时国际惯例，外交使团要亲递国书，并受到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与约翰逊的会见该采取什么样的礼节呢？陪同的清廷官员为此绞尽脑汁，想象着种种接见时的礼仪场景。 6 月 6 日，蒲安臣率领大清外交使团来到了白宫。在这里，蒲安臣一行受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接见，并亲递了国书。这次接见活动，蒲安臣这位拓荒者的后裔，习惯自由、不受约束的外交活动家，主动地向约翰逊介绍了中国使团的成员们，换取了美国总统友善地与他们一一握手。这个使得出使的清廷官员们大费周折、绞尽脑汁思考的礼仪问题，居然被简单而象征着平等自由的握手礼仪所取代了。西方世界的“握手”礼仪，陪同蒲安臣的清廷官员虽然不能认同，但递交国书之后美国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宴请中国使团，丰盛、隆重的宴会使得出使的大清官员再一次感到了体面和满足。蒲安臣这次出使活动，不经意间的简单握手礼对中国传统礼制造成的冲击是无可避免的。这反映了中国礼仪走向现代化的开端，虽然这个过程有些漫长而艰难，但这个第一次，毕竟使朝廷在五年后改变了视为“尊严”的礼制态度。后来的 1873 年 2 月，同治帝亲政，西方外交使团来到中国也希望中国皇帝一句西方外交惯例亲自接见使者，这个要求使大清朝廷感到中西方之间根本存在的“礼仪”问题实在是难以回避。西方使节想打破大清的跪拜礼，怎么办呢？他们采用联合照会的办法向总理衙门提出，如果同治皇帝举行亲政典礼之时，同治皇帝不亲自接见外国使节、不亲自接受国书，仍然要求外国使节行跪拜礼，那既是外国使节的失职，也是对西方的侮辱。按照国际惯例，一国使臣进入某国后，该国最高领导人不亲自接见外国使节并接受国书，显然就是不友好的意思表示。西方各国使节还发出威胁说：“盖品级崇重使臣赍有国书，进入他国，系两邦各睦之证；他国不见，系和睦不极之据。”各国使节还专门提到《万国公法》：“兹在泰西各国，向为例准，应有优待之处。觐见之礼，最为崇巨。准否施行，有汉译之《万国公法》一书可稽。”而“现在各国因条约中尚有未尽守之处，中国形似格据远人”。当然，各国公使也表示知道中国的困难，但要排除疑虑“见使之举……要在迅速”，觐见大清皇帝，“自不能无改行之议，各国使节，一视中国，并无必讨有异外国之心”。西方使节的要求，大清国总理衙门仍然坚持天朝礼制不可破，提出如要觐见皇帝，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中外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争论的结果，西方各国和日本使节的要求终于得逞。1873 年 6月 29 日，在中南海紫光阁，这个经常接见藩属国使节的地方，同治皇帝接见了西方和日本的使节。接见过程中，使节们未行跪拜礼，而以五鞠躬的方式代替，总共进行了约半个小时。需要提及的是，一向推崇中国文化的日本，此时对中国礼制也采取了坚决的抵制。这次觐见中，骄横的日本使节只行了三鞠躬之礼。这次接见，一改跪拜为鞠躬礼，这种礼仪的变化标志着“天朝”礼制的崩溃。这个转变，在传统礼制延续了几千年，“君君臣臣”视为“纲常”的中国，许多人还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但它还是发生了。说到这里，我们仍回到蒲安臣在美国的举动。蒲安臣在美国按照西方礼节拜见了美国总统，并递交了国书。恭亲王得知后，也知道山高皇帝远，且蒲安臣又是外国人，行为上难免“出格”，因而只好摇头作罢。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受命蒲安臣领队中国外交使团出使西方，尽然他的言行与中国传统观念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但这并不影响他此次的出访行程和安排。随行的清廷官员也清楚，蒲安臣天马行空的演说，不过是一种手段，希望借此去迎合美国民众的要求和欲望，博得美国社会各界的好感与认同，从而最终影响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决策。在 1868 年蒲安臣使团的出使活动中，最具意义的是《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当时，在蒲安臣使团抵达美国后的一个多月中，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就《天津条约》的续增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由于西华德与蒲安臣均系对华“合作政策”的决定性人物，两人在对华政策上基本是一致的，这也是促成《蒲安臣条约》签订的一个动因。再者，西华德也了解到英国政府要与清廷修约的决心，他对蒲安臣率领的这支外交使团访问美国暗中窃喜。根据清廷与西方签订的条约中规定的利益均沾原则，如果清廷与英国修约，完成棘手的关税和过境税谈判，那么，美国也可以享受这一特权。刚刚经历了南北战争创伤，还没有能力对外实施商贸、经济扩张的美国便把过境税和关税问题留给英国谈判，但西华德也认为《中美天津条约》需要修改。经与蒲安臣的多次磋商，7 月 28 日，蒲安臣代表大清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这个条约被梁启超称为是自 1840 年以来中国与列强所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