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主義有不同的起因與表達方式。亞里斯多德則認為由於希臘天性自由， 該文化圈外的民族比較適合擔任奴隸。基於宗教理由， 西方世界也有排斥不同信仰人群的傳統，如所謂反閃族主義。因此，文化往往塑造了同一族群的價值觀，形成他們對外族特定看法的根基，也形成這個價值圈內對圈外的選擇性迷思，以免自身資訊「超過負荷」。
不過， 由於古代基於文化所形成的歧視並沒有制度化區分人類階級，故也有學者認為那不屬於當代種族主義的範圍，而是種族中心主義的展現。種族中心主義屬於偏見，與十六世紀後的當代種族主義有很大不同。論者以為當資本主義興起加速對勞力的剥削與生産工具的獨占，貧富的差距也使經濟制度形成對人類的階級劃分，才成了歧視的温床。
就歐洲人對美洲的殖民經驗而言，資本主義不但加劇歧視，更促使奴隸的使用體制化。人類的發展中雖有奴隸使用，但在此之前從未建立使奴隸身份世代相傳的規範。為了配合資本主義發展，只好認定有色人種尚未完全進化為人。因此十六世紀起的當代種族主義，強調白人與有色人種在身體與道德上的先進與落後，建構白人優越感之餘，也因而將奴役膚色最深的「最下等」黑人合理化。
世界許多文化中，膚色明暗往往意味著生活優沃與勞苦的差異，原本就有暗示社會階級的功能， 加入膚色的種族主義也加強了原有的「色澤主義」。學者Kathy Russell-Cole等因而認為，只要西方持續控制經濟與媒體，對明亮膚色的偏好會持續形成階級歧視，並使有色人種病態地「力爭上游」。Frantz Fanon 的巨著《黑皮膚，白面具》更生動地把黑人因長期被殖民自認為落後愚昧，造成黑人普遍渴望將自己提升到白人的位階，一心求取白人的認可，以證明自身的存在及價值。
文化與資本主義兩個因素似乎就足以使種族優越的歐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擇，生來是將文化與信仰傳遞到世界， 但學者Carter A. Wilson 認為對種族主義最關鍵的力量來自政治，包括政府、法律、與公共政策。他以美國的經驗為例，法律可以被用來確認美國黑人屬於財産而非屬公民，國家可以透過暴力來強迫執行種族壓迫規範， 然而同樣的力量亦可迅速改變種族優越的地位，也用國家暴力來捍衛有色人種的民權。英國也有類似經驗，她曾是最大海上販奴國，但政策改變後，不但是第一個以海軍武力強迫世界禁奴的國家，也促成了廢奴成為國際公法。而南非種族隔離得以迅速結束，也和冷戰結束密切相關。
種族、偏見與歧視可因為文化、政治、與經濟等眾多原因形成，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組成，一個民族對另一民族的特定觀念，必定也會影響到行為。然而，可能也正因為其成因複雜，相較於各種政治經濟、軟硬實力為主軸的研究，種族對外交政策的影響，較少受到重視。
由於美國是由全世界各地的移民多民族組合的國家，美國人民組成也與世界各族群有聯繫，因此有不少學者研究美國國內的族群團體，如何為了族群利益，試圖影響美國外交政策。Nathan Glazer 與Daniel P. Moynihan即認為移民族群決定選民族群，決策者在面對外交上其它壓力前，需先對身份做出回應，故強調族群組合是美國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決定因素。
這樣的論點不一定正確，但可以用來解了美國建國初期尋求獨立的大英子民們與法國既合作又鬥爭的關係，而飄洋過海到新大陸開拓的大英子民繼而創造出所謂「盎格魯撒克遜天命論」，成為後來在美洲大陸的擴張與屠戳印弟安人的重要心理基礎。
種族思考也是美國在19世紀末向海外擴張的重要心理建設：因為西班牙人是落後的南歐人，統治手法十分拙劣， 為了拯救西班牙政權統治下的人民，盎魯撒克遜人必須去拯救古巴，同樣基於高等民族的心態，後來亦能合理的以殘酷手段鎮壓菲律賓人的反抗。
種族與膚色視角探討美國對外關係相當多元。以東亞的關係而言，John Dower強調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人的態度與對德國及義大利完全不同，把日本人動物化是美軍對日軍特別殘酷的理由， 而Gerald Horne 則從日本的角度出發， 認為白人優越感是刺激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原因。Matthew Jones則指出， 由於日本受到原子彈轟炸的經驗，冷戰時期美國在亞洲聲稱要動用核武時，特別擔心引發歧視亞洲人的質疑。
除了區域關係，種族觀點也可以用來檢討國際關係的其他面向。就對外援助而言，Paulette Goudge發現西方援助第三世界的行為中，由於受援者多為有色人種，事實上有強化膚色優越感的效果。 此外，援助行為也不一定基於種族平等的信念。Martin Gilens的研究指出，許多對有黑人有負面印象的白人，十分支持提供黑人更多福利，其根源即在於白人認為黑人是很懶惰的人種，需要外界幫助。 換言之，白人對黑人的協助，並不表示沒有種族歧視，可能還隱藏更深的貶意。
在種族與美國對外關係中，最廣受學界關心的應是冷戰時期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與對外關係的聯結。 美國黑人長期受白人壓迫，也看到殖民主義縱橫全球壓迫有色人種，因此惟一取得多數的方法，即為與世界其他有色人種結合。早在二十世紀初，美國著名黑人學者W E B Dubois 即預言，廿世紀國際關係史的主軸將是深膚色人種與淡膚色人種的對抗， 而二十世紀的許多主流發展也的確如此。
美國黑人在許多國際事務中積極參與。 一部份致力發展黑人國際主義等反殖反帝運動，與全球受壓迫的有色人種互相聲援， 後來也成功爭取聯合國憲章中的反種族歧視聲明。另外也有許多在冷戰時期迫使華府面對平權的聲浪，挑戰南方各州的歧視與反抗。
華府對外政策除了與共産黨在全球的競爭， 也必需爭取盟國與各戰略據點。 特別由於黑人遭受歧視，使美國在爭取數量龐大的非洲新興獨立國家時缺少説服力。而歐洲白人在非洲仍試圖維持種族優越，對美國而言更是父子騎驢的困境。支持白人雖可掌握戰略據點，鞏固冷戰中關鍵的歐洲盟邦力量，但卻與黑人及反殖反帝力量形成對抗。 但是放任黑人自行追求國家前途，基於種族的理由，也擔心「不成熟」的黑人讓共産黨虛而入。特別是針對實施種族隔離但經濟與戰略地位都極為重要的南非，華府對該國黑人人權問題，顯得十分偽善。
在美國黑人爭取民權與非洲新興國家獨立之時，中華民國也透過著名的「先鋒案」提供非洲國家農業援助，爭取台北與華府共同關心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票源。早期的學術作品偏向強調台灣獨自提供非洲援助，也只注意非洲友邦票數上的配合，到了近期一些學者還不脫這個框架。雖然早在1970年即有美國學者懷疑美國事實上是這個計劃的幕後金主， 但首位正式談論幕後金主的應是台灣學者王文隆。他於2005年透過詳盡史料提供美國金援數據、台美雙方對援助非洲的看法、農業援助的成就、與非洲國家對台灣的政治支持。中華民國在冷戰結構下，由美國支持援助非洲，同時捍衛中國代表權，學者將這段歷史放在台灣的政治利益下討論也頗為自然。 可是由於美國幕後金主的身份，使這段歷史不但有關美國的東亞政策，也有關美國對非洲政策，更是外援政策。如果學界研究冷戰時期美國對非洲的政策可以從種族角度出發，那麼台灣援助非洲的這段歷史應也可以在種族的框架下討論，重新檢討這段白人－黃種人－黑人「互相幫助」的歷史。
本書將以自美國、台灣、中國大陸、與非洲蒐集到的一手官方檔案資料為基礎，分為以下幾個章節撰述。第一章「失之毫釐」將重解1971年中國代表權的勝負問題，以1960年代台灣逐漸接受兩個中國為背景， 強調當年台灣已接受美國建言推動雙重代表權，1971年投票結果的勝負差距也比一般想像小。
回顧這段歷史時學界較常檢討中美關係，作者則認為失之交臂的投票結果不該只檢討影響力最大的國家，也應檢討最重要的票源。故第二章「黑人兄弟」回顧票數中最為北京所稱道的非洲票源，檢討毛澤東的名言「黑人兄弟把中國抬進聯合國」， 透過投票紀錄，驗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成效，顯示所謂黑人兄弟情在北京與台北的分佈狀況。
第三章「從白人認識黑人」從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角度出發，著重探討中國近代史上如何透過向白人學習，努力「與歐美並駕齊驅」， 在進口歐美知識的同時，也把黑人定位成落後人種。即使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強調有色人種大團結，仍有許多排斥與歧視黑人的事實，證實喜白厭黑已為中華文化之一部份。
第四章「模範有色人」將回顧美國傳統上白人對中國人的看法，並強調美國白人如何在黑人民權運動壓力下，創造出「模範少數民族」概念， 用同為有色人種的黃種人吃苦耐勞的特色，拆解黑人反抗之基礎。而同時期的相同概念之下，華府在對外關係上則運用在台灣的中國人的膚色優勢，到排斥白人的新興獨立非洲國家提供援助，對抗共産主義之餘，也當黑人的典範。
第五章「教黑人」指出美國利用提供資金給台灣援助非洲，緩和台美間「兩個中國」的爭執。而台灣受到日本、美國、與中國近代史影響，傾向欣賞白人，視黑人為落後人種。結果雖然台灣的援助實際上是運用廉價勞力取得短期效果，但「教黑人」的心態，不但使台灣忽視援助的效率問題，也確認中國文明中的吃苦耐勞文化高懶惰的黑人一等，更加強了代表中國的信念。
第六章「當白人」則強調一個效益有限的援助，在種族視角下使台灣成為非洲領袖，在心理上達成了「與歐美並駕齊驅」的歷史任務。不但使台灣認定農業援助是在非洲超英趕美的王牌，且把大量的非洲支持用在鞏固一個中國，打擊歐美盟邦推動兩個中國的努力，延緩台北認清國際現實。
結論「被黑人抬出聯合國」則認為原本沒有機會與黑人接觸的台灣，在美國的協助下於1960年代初得以進入非洲進行農業援助，産生的種族歧視與不相配的政治實力，雖然暫時阻檔北京入會，但同時也延緩台北認清國際現實。在非洲驕傲的結果就是被「黑人抬出聯合國」，造成至今難以挽回的國際承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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