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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以降,新經學思潮興起,經學家普遍宣導舍傳求經、以意解經。雖然程朱學派的興起對這一新經學思潮做出了回應,尤其是朱子對經典的注解幾乎成為宋元經學解釋的典範,但由於程朱於《春秋》無成書,因而對於之後的《春秋》學家來說,接續程朱以重建《春秋》詮釋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構成其為學之首務,鄭玉《春秋》學正是就此而發。 《春秋闕疑》體例乃“因朱子《通鑒綱目》之例,以經為綱,大字揭之於上,複以傳為目,而小字疏之於下。敘事則專于《左氏》,而附以《公》《穀》,合於經者則取之。立論則先於《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合於理者則取之”。 鄭玉《春秋》學頗為後儒稱賞,《四庫總目》稱其解經“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為多”,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亦稱其能“平心察理,不拘拘於門戶之私,故能發明聖人之旨居多”。 尤其是貫穿其經解始終的基於以理性分析和考證事實的闕疑精神更為難能可貴,徐大年《與鄭子美先生論春秋闕疑書》稱“世儒說《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闕疑而欲鑿空杜撰,是以說愈巧而聖人之心愈不可見也”,並認為鄭玉《春秋》學“只‘闕疑’二字,所見已自過人”。
鄭玉,字子美,號師山,徽州歙縣(屬今安徽省歙縣)人,生於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卒于元惠宗至正十八年(1358)。鄭玉自幼穎敏嗜學,專心于聖賢之道,覃思理學,發明六經,尤邃於《春秋》。後築室師山,講論《春秋》。著有《春秋闕疑》《師山集》《周易大傳附注》《程朱易契》,後兩種已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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