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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仲生1979年〈論現代繪畫〉文中述明了,藝術的精髓在於人文哲思的蘊含。邱亞才將自己執拗的悲劇性格,轉移到繪畫人物的描繪中,孤獨、沉思、冷漠、憂鬱、傷感、空茫,形象上彷彿揉和了畢卡索「藍色時期」的冷調與莫迪里亞尼修長變形的詩性,卻又散發出一股中國古典的淒美。于彭自早就立志做一個屬於自己血緣文化的「文人」,他說:「文人就是傳承文化的人」又說:「歷史的靈魂是一直活著的,而且是存在於當下的,就好比那些古詩中的情懷,那是千古不變的」。鄭在東理解到,身為一個具有中華民族文化血緣的藝術家,絕不能僅僅是個畫家,而應該是一個「生活藝術家」,這種生活藝術,不是追逐時髦潮流或是複製古人表相,而是一個藝術家真性情的抒發。這三位具有濃郁文人性格的藝術家的創作都走向了「只可意會,不易言傳」的藝術道途,用他們的畫筆「意會」了藝術真性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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