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次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帶來了世界經濟災害，其中受害比較輕的國家或地區是儒家文化經濟圈的台灣、中國、日本大陸等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府經濟扮演著重要角色。儒家文化經濟圈的經濟體系正是因為政府經濟的功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其中政府的經濟政策，這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外匯政策等的權衡運作，此外國營事業的功能也甚為重要。從屢次全球性經濟危機看來，確實是重新再檢討自由市場經濟的永恆性的適當時機了。
屢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的診治方案均不外政府經濟的介入。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危機，貨幣政策無能為力，全靠政府政策的刺激政策奏效。財政政策包括的投資行為和貧民的贊助等等。經過大約十年的刺激景氣，復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性的經濟消耗行為，還有戰後的經濟重建，全球經濟終於復甦。一九七○年代的全球經濟危機，也依靠了政府貨幣政策的舒困以及政府財政政策的調節，然後使得經濟得以死恢復燃。2008年起的經濟危機仍然要依靠政府經濟的大力協助，尤其是財政政策的功能。
由此可知，市場經濟雖然不是萬能，但是沒有市場經濟則是萬萬不能；然而政府經濟絕對不是萬能，若沒有政府經濟亦是不能。自由市場經濟是常態，但不能全靠自由市場經濟。換言之，我們仍然肯定自由市場經濟的功能，也強調政府經濟的必要性。政府經濟不是取代自由市場經濟的功能，而是補充自由市場經濟的不足。這正是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在過去的歲月裡臺灣經濟發展也提供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考，中國經濟必然會再崛起，而臺灣儒家文化經濟發展模式當然也可提全球經濟發展的一面鏡子。臺灣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做西方外來文化的殖民地，也不做中國古代思想的奴隸；亦即要洋為中用、古為今用，與時俱進。臺灣經濟經驗是東方儒家文化經濟圈的重鎮、它不能說是個典範，但可參酌。然而儒家經濟思想止於至善，談何可能；特別是腐儒。還有子罕言利、小人喻於利、不患寡患不均等言論都產生經濟發展的絆腳石。值得防範。
自冷戰結束後，台灣問題便是美國與中國關係中最敏感，也最不穩定的因素。小布希政府時代的國務卿萊絲（Condoleezza Rice）曾表示，樂見兩岸關係出現「合理的」和解。歐巴瑪政府欣見兩岸緊張關係緩和，但未必樂見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份量降低，甚至趨向「邊緣化」。
台灣今年能成為世界衛生大會（WHA）的觀察員，反映兩岸和解的進展。而美國在台協會理事長薄瑞光（Raymond Burghardt）曾說，美國固然支持台灣成為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美國不會出面和中共交涉。當然，歐巴瑪政府出力支持馬英九政有關世界衛生大會的作為。小布希政府前兩年則是鮮明不支持陳水扁政府推動取得世界衛生組織的會籍。
實質上，這項架構協定將細到什麼程度，是否包括關稅減讓、投資保障與避免雙重課稅，以及海基會如何與各專業部會和單位之間分工合作等，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政府對於經濟和產業沒有適當的規劃，洽談的結果是否引發民間抗爭，誰都不敢預料。
台灣與中國的交往，實質問題在於政治尚未獲得適當的解決。若兩岸先從經濟下手，當然是務實的作法，只是經濟走遠了就需要政治做依靠。以馬政府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大會而言，亦可看出台灣以「中華民國」作為國家站上國際舞台，期待國際空間，2009年1月我方衛生署僅能收到世界衛生組織來函，以「台北聯繫人員（contact point in Taipei）」為名，接納台灣參與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讓台灣進入全球疫情通報與防制體系。換句話說，台灣獲得以「中華台北」的非國家名稱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只不過是中國對馬政府為達成國人期待國際空間所給的恩惠，對台灣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與空間的擴展有限。
總之，中國是以「一個中國」處理兩岸交流與互動，馬英九和中國往來的步伐若跨太大，又沒有國際化的配套措施，雖然短時間可以從中國獲得經濟利益，不過誰敢保證中國進而以經濟扶持馬政府，再進行政治談判，從而造成台灣的意識形態紛爭，因此台灣的生存與發展之道，是需要政治人物跳脫眼前選舉利益的考量，秉持更宏觀的總體戰略，以及明確的外交目標，推動台灣進入國際社會，不但使國內經濟得發展平穩，而且國家的地位更為提升，此乃至所是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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