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的子彈


	2016年是六四第二十七年，不僅紀念，而且書寫、記錄、結集。民運被中止，文學運動則剛開始。　　曾親歷天安門事件、時任記者的陳寶珣，用小說來書寫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怎樣自處，以及如何思考這場運動。小說最初發表在1990年文學雜誌《八方》，在四分一世紀後的今天，首次結集出版。　　作品有別於描繪八九民運的報道文學，它以文藝工筆完成。寫完這部作品後，作者擱下了筆，肩負攝影機四出採訪、拍攝。2014年雨傘運動，他毅然放下攝影機，再提筆書寫，完成《沒島戀曲》，廣受關注；25年前的此書原稿，始被發現。　　香港正在經歷一個以情緒主導社會的時代，在這動盪時局中，作者在這兩次民主運動裡保持冷靜，以知識份子的視野，為讀者尋回每場運動的初衷，重拾香港人的理性，重塑當年香港文學面貌。　　在八九民運中，有人失去理智，有人保持理性；有人失去性命，有人倖存下來（而比死去更痛苦）。作品提及文化大革命，提及民運細節，一一以文學記錄下來。　　2016年是六四第二十七年，不僅紀念，而且書寫、記錄、結集。民運被中止，文學運動則剛開始。是陳寶珣此書意義所在，也是香港意義所在。


	序歷史的腳步／古蒼梧　　一個年輕作者，曾親臨其地，參與其事，在天安門廣場上蹲了四個多月，在運動的餘熱未冷之際寫成此作，情緒竟能控制有度，立場內斂，並表現出某種含蓄的反省及某些宏觀歷史的憂思，誠可驚訝！寶珣跟我說，現在看這個小說，冷冷的，像在寫別人的事，有自責之意。而我卻欣賞他這一點「冷」：冷靜，不是冷漠。這一點冷，使寶珣選擇觀察內地人物對這場運動的感受，而不按本人的主觀體驗書寫；就是這一點冷，造就了現實主義藝術的奇蹟──超乎作者的意志，客觀地反映了人生的真貌或某些可啟發未來的思維。這一種距離，不但令他的鏡頭更清晰，有時更意外地具有透視的作用，豐富了人物的性格，增加其思維的層次。整體來說有利於作品視野的擴展。　　寶珣觀察的是當年一群剛到或已過「不惑之年」的人物：幹部之子、醫生、採購員、政治學者和車段長──一個產業工人，他和同事黑球是這個運動激進的參與者。前面五個人是少年「童黨」，一起成長的交情，使他們可以相互信任，在事件過後幾個月的敏感時段聚在一塊，交換看法。運動期間，幹部之子人在巴黎，他只想聽，這個聚會是他召集的。帶點洋派浪漫氣質的他，頗遺憾錯過了這場運動。仁厚溫情的醫生講了他在醫院搶救傷員觸目驚心的情況，喜劇性格的採購員用插科打諢的語調安慰了醫生的憂傷，政治學者以「理性/冷靜/周全」的學者本色作了總結。直接參與，陷入最深的車段長反為不發一言。整個聚會沒有多少話。大家似乎都在一種無形的抑制之中，連美酒也無法使他們開懷暢談。　　小說就在人物欲言又止的氣氛中展開。講得最少的車段長，卻是有最多感想要抒發的人。從這個群體的年紀，估計他們曾經歷過文革的風雨，對「運動」是怎麼一回事，都有一定的了解。他們出身背景不同，成長發展的際遇有別，也影響了他們對這場新的運動的感受。如此，小說便呈現了多種角度和觀點，加上小說的敘事時空選在運動之後，運動期間的激情便得到過濾和適度的降溫。　　敘事的重點落在車段長身上。在運動中，他介入最多：廣告員沖洗出來的照片中有他演講和指揮燒軍車的畫面。這樣的處境使一個在運動中很張揚的人物變得掩抑：工廠裡同事有意無意地消極抗議，他卻積極勞動以消除不安；晚上宿舍裡不少人摔瓶子暗示反鄧的時候，他卻在思考自己和國家的未來。他思考運動中的「錯亂」，也思考運動後的「理性」；一樣都引出許多疑惑。他問：「那讓人厭惡的歷史莫非只是前進著回到四十年前，或者更古遠的某一次農民起義？」經歷了文革和這一次運動，他作出了這樣的反省：「一個不珍惜自身體力、思維、勞動的無產者；一個怠惰、輕易動情背叛的流氓無產者，他們沒有走得更遠咧。也因為如此，就不得埋怨寡情的歷史走得忽前忽後了。他們之間，實在互不相欠。」　　在當年，我們也有這類疑惑：四十年前，是誰在帶領革命呢？我們的「無產階級」不過是佔全國人口九成的封建農民，而不是經過資本主義洗禮的產業工人。「改革開放」是否往回走四十年，補資本主義的課呢？但蘇聯已解體，補了資本主義的課又如何繼續前行呢？車段長的疑惑，不正也是我們的疑惑麼？［…］寶珣對這場發生在自己身邊的運動自然加倍關切，二十多年後又寫成了新作《沒島戀曲》。他仍保留了自己的沉穩與冷靜，可惜手機一代對理性，似乎已失去了敬意。　　歷史並不是簡單的重覆，總是迂迴地前行，有時一步也可能走一兩千年。科技的高速發展，不一定就會加快歷史的腳步。更大的可能是拖慢了，如果我們從人的角度去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