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中的青春期，意味著反叛，意味著自我追尋與獨立，也意味著改變的可能。台灣，一個青春期的海島，還來不及哀悼光復所帶來的巨大失落，就先被戒嚴的巨手摀住了嘴。有人開始反叛，有人陷入憂鬱，有人被迫沉默，就用文字發聲。戒嚴解除後的時代，人們開始反叛其餘種種，比如父權、性別枷鎖、婚姻、家庭與宿命，其餘的人們則開始療傷，一場放了太久的傷。
而文學，總能忠實地反映時代。
於是我們有了反抗噤聲的現代主義文學，反抗性別枷鎖的同志文學，反抗傳統文類的散文詩，以及眾多反叛與憂鬱並存的文學作品。
當我們能直面失落，傷口就有癒合的可能，當我們還能反叛，憂鬱就還不會降臨。文學本身就是一種反叛，一種憂鬱，一場永不止息的自我追尋。
● 過去總以為，照著前人的話做，人生終究柳暗花明，然而總是：這裡不夠再加一點，這裡不行再疊一些！曾幾何時，一路累加的重重枷鎖堆成了個荒腔走板的違章建築。層層鋼筋板模之內的迷茫雙眼逆光往縫隙外看：「我是啥人？我置叨位？安呢，甘丟？」
何玟珒《那一天我們跟在雞屁股後面尋路》的各路主人翁，在陰影幢幢的家族信仰中、在變化萬千的身體意象裡、在生與死之間，有著或隱微或爆發的逆反，終是試著為原初的感受發聲。而林楷倫在《偽魚販指南中》，描繪了他從家庭枷鎖中的掙脫，試著將偽與真串連，發展出了同時作為「真心純情好魚販」及「寫作者」的新生命樣態指南。（陳凱婷）
● 陳思宏的《鬼地方》寫鬼也寫地方歷史，寫人也寫心靈地景。小說透過回望家族過往的秘密與創傷，同時隱喻台灣作為一座「鬼島」所經歷的種種暴力與苦難。藉由精神分析及酷兒理論的概念，討論小說所刻劃關於父子關係、女性的生命情境、同性戀的不可言說，以及白色恐怖等議題，探討幻想與現實、過去與當下、虛構與歷史之間的辯證。（陳昌偉/蔡孟哲）
● 戒嚴時期的霸權歷史是漢人史，是男性史，是異性戀史，凡是屬於霸權殖民地上的異端必得驅逐，於是孽子裡的阿青走進了新公園，而《鬼地方》、《樓上的好人》中的陳家小兒子將自我放飛出海島小城。
罷家去國似乎暗示著對父權傳統的反叛、對過度理想化父親的主動棄絕，然而這群重生於新王國中的孽子們卻不約而同地回首、嘶聲控訴：媽媽不見了。母親們都跟其他男人跑了，滋養的乳房終究壯碩了誰？看似墮落的母神們，矛盾地成為了孽子們的真實認同，於是真正墮落的又到底是誰？（蔡佑俞）
● 海是靜謐、是喧鬧、是生機、是誘惑、是危險、是神秘、甚至是禁忌，提供豐富營養的是她，吞噬掉一切不留餘地的也是她。生活在陸地上的人類，再怎麼想潛進、嬉游、馳騁於海，也有極限，到達某個不得不抽身的時刻，人必須離開深邃的海。身為海洋民族的台灣之子們，實際上並未相對地親近大海，台灣有近半數的人口不諳水性，對海充滿矛盾與衝突……。如果大海能夠喚回曾經的愛，那大約是她海納了我們的憂鬱與反叛。
廖鴻基《最後的海上獵人》，書名中「最後的」三字，標誌出近百年來以秋風為記、北風浪為戰帖，白肉旗魚與獵人的海上對決，沒落中。展福號的三位鏢手-海湧伯、粗勇仔、清水，分別在各自的憂鬱中沉浮掙扎，我們透過作家的逆風書寫，虛擬一場與海分離又結合的實境。（劉依盈）
● 詩，對許多人來說，是神祕的，有時甚至是晦澀的。詩的邏輯性較不明確，曖昧性高，創作過程類似診療室裡的自由聯想，是一種潛意識的語言。
夏宇以詩為媒介，不斷地反叛、解構與重組，她曾打散一本詩集中的文字，再依照非文字性的邏輯，重新拼貼出另一部作品。此過程含有找尋的意味，詩人在找的究竟是什麼？是不存在的烏托邦，還是「找尋」的過程本身？
精神分析裡的青春期，也是一趟不斷尋找與衝撞的旅程，終點站為自我定位的完成。每個人步伐不一，有時青春期會拉得很長，有人會停留在中途，不斷回望童年似曾存在過的烏托邦。究竟長大意味著什麼，長大的過程中什麼悄悄地死了，什麼又暗中活了下來？反叛，會讓已逝的復活，活著的消失嗎？
也許文學，是一趟尋找烏托邦的旅程，正因烏托邦不存在，令文學得以存在。（謝孟婷）
● 山，對近數百年間來到台灣的移民而言，一直是個禁忌：從早期模糊概念裡的「番地」、到日本官方清楚界定的危險「蕃地」，再到戰後戒嚴論述中的匪諜窩藏之處。歷代的統治者想方設法在人和山之間劃線。然而，從鹿野忠雄到戰後的鍾理和、鍾肇政……再到更後來的拓拔斯．塔馬匹瑪、楊南郡、劉克襄、吳明益……台灣歷代作家不斷跨越那條線，在高山深谷裡尋找那個在被切掉前原本與山連結的自己。
本文比較鍾肇政的《高山組曲》與甘耀明的《邦查女孩》，試圖探索甘耀明筆下的山所映照出的這個時代的心靈。（周仁宇）
● 以宋澤萊《糶穀日記》、七等生《散步到黑橋》與舞鶴《微細的一線香》，三位台灣作家的三篇小說，呈現這土地上的人情世故。思索後世讀者心理真實和歷史事實的交織。精神分析的construction是「建構」，可以說是「虛構」嗎？小說早就承認自己是「虛構」起家，創作了很多真實，心理真實。久而久之，卻可能變成認識那時代的歷史事實？
大家熟知，診療室裡個案說外頭發生的故事時，我們通常設法聽成並想像成，傳遞著什麼「移情」？這項技藝的修習，是臨床訓練的重要過程，但有個「界限」問題，出了診療室後，小說電影戲劇的作者和劇情，並不是我們的患者，我們談這些需要多想些什麼嗎？精神分析如亞當菲立普說的，「精神分析是實踐的詩」嗎？那需要摸索什麼「反移情」嗎？
以文學做為抵抗是個重要想法，但要抵抗什麼呢？這種抵抗，和精神分析發現的「阻抗」有什麼關係嗎？是否年輕時抵抗，後來人生卻老化而阻抗？文學有老化嗎？精神分析有老化嗎？它們依然年輕貌美，對人性隨時有著革命般，以光照亮黑，或者，以暗光發現暗？但這是抵抗嗎，或只是精神分析要活著的方式？（蔡榮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