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經隨喜

　　「對文明謙虛，對祖先謙虛，獻一炷香來念《心經》，是現代人改變情緒的第一步。」——胡蘭成

　　★民國才子胡蘭成，1966年應邀在名古屋以日文演講《心經》，中文譯本在台出版。
　　★翻譯家劉慕沙審定監修
　　★朱天文專文作序

　　多年來，喜愛胡老師中文著作的讀者，一直渴望能閱讀他的日文撰述。尤其此書《心經隨喜》。──朱天文

　　這是志士的胡蘭成，以他流亡的生命體會，為我們講述的心經。

　　1966年胡蘭成亡命日本，應邀在名古屋講述心經，這段期間，流亡如新，深感生命彷彿在蕭條之境中，才更能體會創造的生機。所以胡蘭成說：「比起佛僧，志士更親近般若心經。」

　　胡蘭成講《心經》，彷彿是在聊生活、談時局、說歷史、觀賞藝術，但談著聊著，卻又印證了佛法不離人生。

　　˙般若心經的「心」亦好比是草的「芯」。現在已是春天，草長出了芽。你看那樣柔弱的東西，卻能破土而出，是因其生命之芯無比堅強。

　　˙只要無心虛懷，就能明白世事所映照出來的文明的肯定。般若心經就是說的這種明白與肯定，也把人世的風景說了出來。

　　˙五蘊皆空的修行就是佛教的「戒」、儒家的「節」、道教的「損」（減少），還像日本神道的「祓」，字雖不同，卻是同一件事。

　　˙若能從因果律中解脫出來，則當下即可以擺脫宿命。人類的智慧與風流的極致，照《易經》所說的，就是要依從和擺脫因果律之事。最後在因果律不可抵達的地方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幸運。

　　˙色即是造形，空依造形而表現。空是被創造之物，非自然界的空間。書法與篆刻不只是因布白（線與線之間）而生空，線條本身即是空。

　　˙寂滅是物之始，是尚未發生喜怒哀樂之前的境地，潛伏著創造性。

　　˙無得亦可說是「大得」。我們文明中的「得」字不同於佔有。無求，則物主動向我而來，因此獲得富貴亦是歡喜之事。我們不是要佔有物，而是與物保持良好關係的共存。

　　˙不知「無」的境地，不能使用正形正色正音，而費盡心思扭曲使之成為一種趣味，只能說是無明的作為。

　　這本書孕育了胡蘭成之後寫作《禪是一枝花》的思想核心。

　　【裝幀特色】
　　當年胡蘭成在日本出版的《心經隨喜》，在素樸的硬紙盒匣內，是一本靛藍布衣包著的精裝書、黑墨燙的書名，外面裹著一層薄如蟬翼的油紙，扉頁內還有胡蘭成親筆書臨的心經全文，以特別的銀色油墨印刷。真如作者朱天文序中所說，「裝禎優質得可以傳家，賞心悅目像一件手工逸品」。

　　此書第一次出版中文版時，在設計上，我們把原書扉頁中胡老師的書法抽出，用在紅色的封面上，書衣外包一層半透明的紙張，讓兩層不同材質的紙張與胡老師的書法產生對話，也就是一種「相映」，再將胡老師原題的書名「心經隨喜」四字燙上黑墨。當這個設計完成時，看著它，只覺得就和讀這書時所感受到的啟發一樣，更有一種歡喜。

 

作者自序

　　溫庭筠的詞：

　　照花前後鏡
　　花面交相映
　　─花間集─

　　印度的佛法與中國的黃老，是照映出日本文明的前後兩面鏡。對中國人來說，佛法與日本的神道，亦是兩面鏡。如果能因為我這本著作，讓印度人將日本和中國視如東方諸佛世界，則真是可感激的。

　　我們中國與日本自有黃老、神道，亦尚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唯佛教的傳入仍可謂功德無量。如果說文明在於它自身的展現，那麼佛教已然展現了我們的文明。

　　前此唐君毅先生夫人來日本，有幸聆聽夫人彈奏古琴。其中一曲令我心安靜下來，讚歎再三。他們告以此乃佛曲，是普安禪師所作的《普安咒》。中國的音樂裡有道調，有黃老的仙樂，也有儒教的雅樂。有謂道調仙意飄渺，雅樂雅正幽淡，我始知除此之外尚有佛曲。《普安咒》異於印度原本的梵音，確實是屬於中國的，而且是黃老、儒教之外的另一種新情操；如水滴落岩石或古木，既無反射之音亦無回音，是一種沉色素樸、踏實的慈悲之音。

　　中國自南北朝至隋唐，以寺院和石窟造像的興盛，革新了中國文明的表現；但後來日漸衰微，佛教遂脫卻其原來的造形，成為白居易與蘇東坡詩歌的悟境；之後，《西遊記》產生，遂以中國的新造形展現了有關佛教事物的種種。明朝以來中國民間對觀音菩薩和西天極樂世界的嚮往，便是來自《西遊記》，我認為那是再可喜不過了。《西遊記》的快活裡透著一份沉色素樸，讓我感受到《普安咒》佛曲那種情操。

　　同一時期日本亦完成了奈良和京都的寺院建造，佛教帶來的日本人的新情操，催生了《平家物語》。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或許也不會有《平家物語》和芭蕉的俳句。《平家物語》之悲猶有佛教色彩生鮮之處，到了芭蕉詩歌那種沉色素樸的況味，可以說並非佛教影響到日本情操，而是以日本情操自生的。佛教之於日本人，與其說是盂蘭盆舞，或是街坊常見的臨濟宗，乃至某教派之類的信仰，毋寧說是全然在無所覺察的地方化成了日本情操。全世界無可追隨的和服那種沉色，是很佛教化的。而印度少了這股沉色的況味。日本神道除了紅、白、茄紫三色之外，還又多了淡茶沉色，這對日本文明來說，著實是值得慶幸。

　　相對於此，西洋的天主教早在唐朝以前即曾傳入中國，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及至明朝，神父再度東來，雖然對自然科學有所助益，之於情操卻是毫無影響。清初，儘管康熙瓷曾採用西洋彩繪，乃至太平天國兵亂甚至使用過天主教的稱號，也都船過水無痕，對中國人的情操沒有發生任何作用。中日兩國詩人率多熟悉佛教，天主教徒卻無一人成為詩人。

　　縱使洛陽和大同的佛寺佛像營造逐漸衰疲，奈良與京都的寺院建造亦已過去，佛教仍以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新情操存活下來，並且日新又新的生發出新的造形。相形之下，現今西式的大樓和公寓之類的建造，絕無可能成為我們的新情操，這種營造的風氣一旦過去，在我們的人生顯然也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作為美術造形，我們中國和日本幾乎從不採用印度的建築。寮國和泰國的佛寺保有印度的原貌，日本、朝鮮和中國卻各有自己的建築風格。唯獨佛像彫刻曾經模仿過印度，卻也沒有持續多久。對於佛教教義的深入鑽研，亦沒有長久堅持下去。要說各宗派的分歧在於教義，不如說是各自的風格形成所造成的歧異。

　　如此看來，原原本本仿傚現今西洋的造形，只會造成情操上的空白。制度也是一種造形。我認為日本與中國的政治制度，務必與我們日本的房屋與庭園，與我們中國的天壇和皇城相稱才好。不過，現今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建築，倒也透露出毛澤東對皇城的一絲浪漫遐思。

　　中國自秦漢時代便已與希臘、羅馬交通往來，洛陽酒女還把羅馬的玉珠當耳墬，卻也沒有自彼方引入任何哲學上的東西或其他什麼，其態度是無所禁忌的順其自然。而今我們對於西洋，當然更不該有一味仿傚的執著。對於外來之物，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選擇標準亦不甚高明。其實，只要無心虛懷以對，自然就可以分辨出會留存的或會流逝的。

　　只要無心虛懷，就能明白世事所映照出來的文明的肯定。般若心經就是說的這種明白與肯定，也把人世的風景說了出來。

　　我曾經發願，中國之亂平復以後，立即要邀請高僧，於杭州西湖的昭慶寺舉行一場大法事，不分敵友恩仇，無差別的去超度中日戰爭和大東亞戰爭的陣亡者，戰爭結束後遭處決的汪兆銘政府有關人員，後來死在國共內戰、韓戰、越戰戰場上的冤魂，以及這三十年來民間因戰亂而流離死亡者。也就是說，要對死者的亡靈說明白他們生前做過什麼，為何而死，天道悠悠，是非平等，他們每一個人都當受到祀奉，希望他們能夠無悔無恨，且對我們先人的作為予以肯定。可說如此化解亡者之怨，乃是對生者有益。可惜舉行大法事的夙願至今未遂，只得先以此講經的功德為亡者祈福。

　　我這本著作是經「ジャ─ナル日報社」水野氏提議，加上於名古屋市講經時結下的善緣，才執筆開寫的。因有梅田美保女士為我潤筆和謄寫，我才敢於用日文書寫，要說是兩人合作而成，我亦歡喜。再就是寫作此書時，有一股請保田與重郎先生過目的渴望。

　　自今春丙午年二月開始，至八月的今日，終於寫完這本書，正值作此序文的階段。剛才暫時擱筆，往筑波山神社的參道上散步，只覺山也因暑氣而沉靜。途中，頭上一陣雷鳴，我遂想起道教的一則故事：某名山石窟裡藏有一冊祕經，由於天機不可洩露，白雲和雷電乃禁止攜出此經。我笑笑，倒是喜愛這一聲強而有力的雷鳴。

作者簡介



胡蘭成（1906－1981）

　　原名胡積蕊，浙江紹興人，中國近代作家。抗戰期間在汪精衛政府裡擔任宣傳部次長、法制局長等職，故戰後遭到通緝，輾轉流亡至日本。一九四四年與名作家張愛玲結婚，三年後離婚。一九七四年，胡蘭成獲准回台，任教於文化大學，之後在台灣先後出版了《山河歲月》、《今生今世》、《禪是一枝花》，既引起很大的迴響，又惹來巨大的批評。七六年胡蘭成回日本，一九八一年病逝於東京福生市。胡蘭成在日本期間，結識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湯村秀樹、大數學家岡潔，以及文壇、政界許多名士，他們彼此以文會友，抒發志向，對胡蘭成後期思想也產生許多影響。

審定者簡介

劉慕沙（1935-2017）

　　本名劉惠美，台灣省苗栗銅鑼人。省立新竹女高畢業。曾任小學教員。著有《春心》短篇小說及散篇散文。從事日本文學譯作達四十年，除複行本芥川獎作品集、日本現代小說選等多冊外，於日本文學大家菊池寬、志賀直哉、石川達三、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島由紀夫、遠藤周作、曾野綾子、佐藤愛子、安部公房、源式雞太、大江健三郎等名家之長短篇代表作，均有各別專集譯作，已結集成冊出版者達三十餘種。另有橫光利一、谷崎潤一郎、中河與一等散篇譯作。



譯者簡介



小北

　　本名朱永鋒。大一時接觸胡蘭成著作，深受影響，立志追隨，並開始整理、翻譯胡蘭成史料。二〇一一年試譯胡蘭成日文遺作《心經隨喜》、《寄日本人》、《建國新書》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