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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作為一部先秦典籍,在史學、思想、語言、古樂等等方面都具有極高的價值。由於它和《左傳》記事高度相關,又被稱為《春秋外傳》,作為“准經典”存在,東漢以來,隨着《左傳》經學地位的提升,《國語》的研究也日漸繁榮,出現了鄭眾、賈逵、唐固、虞翻、韋昭、孫炎、孔晁等多家註解。晚唐以後,唯韋昭《國語解》完整傳世。宋以後的《國語》研究著述,多以撮錄條目進行考辨為主。清代漢學大興,但全錄《國語》及韋解全文進行全面疏解者,只有嘉道年間浙江烏程南潯學者董增齡所撰之《國語正義》。該書廣參眾書,輯引佚注,在訓詁名物、典章制度方面對《國語》韋注多有補充釋證,其研究成果為後來汪遠孫《國語發正》、吳曾祺《國語韋解補正》等書大量吸收。《國語正義》長期以稿抄本行世,至光緒六年(1880)始由會稽式訓堂刊行(但刊本對稿本的某些增刪內容未能體現)。 董增齡《國語正義序》已經提到,韋昭注之後一千五百年間,無有為其書疏證者,故而《國語正義》對韋昭注進行全面疏證。該書對韋昭注並非處處維護,但大體不離疏證要旨,對進一步理解、整理和研究韋昭注提供了視角。董氏參考了很多《國語》佚注,具有集解性質。清代《國語》研究主要以考辨體為主,但細密度都不如董氏。作為《國語》韋昭注的唯一疏證之作,《國語正義》迄今尚無比較好的整理本,整理者郭萬青教授自2003年開始研究《國語》及其著述,自2006年開始點校《國語正義》,致力於為學界提供一部精校、全面的《國語正義》整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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