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的輪廓：從秦漢時期到戊戌維新

這本小書試圖用八個板塊講述兩千多年的中華歷史。這麼小的容量顯然不是掛一漏萬的問題，而是太多的歷史故事不能夠在這樣的篇幅中講述。作者將中華史中的一些問題按照從秦漢直至辛亥前夕的時間順序進行整理，內容涉及政治、制度、文化、文明交往等方面，以及20世紀前夕出現的一些歷史現象，讓讀者對歷史上的重要節點有初步的了解與反思。



呂澎，藝術史學家，四川美術學院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歐洲現代繪畫美學》、《現代繪畫：新的形象語言》、《藝術——人的啟示錄》、《20世紀藝術文化》(與易丹合著)、《現代藝術與文化批判》、《中國現代藝術史：1979—1989》(與易丹合著)、《藝術操作》、《中國當代藝術史：1990—1999》、《溪山清遠——兩宋時期山水畫的歷史與趣味轉型》、《20世紀中國藝術史》等。

Ⅰ
中國的歷史被認為從“三皇五帝”開始，然而在不同的古書裡，關於三皇五帝有不同的說法，很不統一。大致自西元前2070 年至前256 年，是所謂夏、商、周三代，目前的考古發現，只有從商代開始才有確實的物證——甲骨文和青銅器。據現有資料，“中國”一詞早見於西周初年的青銅器銘文中，而漢語“中國”一詞早指西周京畿地區，後演變為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生活其中的先民自稱“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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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秦通過戰爭統一了中國，從此秦始皇被“定於一尊”，之後，漢朝（西元前206—西元220）鞏固統一、擴展疆域的重要手段可以說是思想。初，“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是劉邦的治國理論，目的在於滿足人民在征戰年月之後渴望安寧、休養生息的願望。漢武帝劉徹在位（前140—前88）時，政治上的中央集權非常成功，他顯然意識到維持中央統治的方法是應該塑造人們的思想，他選擇了儒家，故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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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元朝時，兩宋時期的文人士大夫在宮廷的那類生活方式顯然沒有了。因為戰爭與掠殺，畫家、詩人、學者離開杭州，遷移到無錫、蘇州、揚州等地生活。政治上的壓抑和權力的進一步喪失，連同野蠻的文化習性與齷齪的宮廷權術的控制，知識份子的心境朝著晚宋的內向性進一步發展。像蘇軾早就使用了的象徵與借喻自元代以後變得非常普遍。與自然緊密關聯的梅、蘭、竹、菊作為視覺形象的專門科目被反復表現，以表達作者的政治態度與道德情操。而這個歷史時期的“復古”態度與其說是一種趣味，不如說是將其視為更為徹底的躲避與逃逸。文人們沒有前方的概念，卻有值得驕傲的過去，新的感受沒有別的管道去表達，就借助於歷史，或者利用過去的筆墨與態度來迂回地抒發內心的複雜感受。畫家們已經非常肯定繪畫與真實的自然徹底分離，他們知道在筆墨和線條的功夫上就可以做趣味文章，不問自然、不問社會的習慣成為之後文化人的習慣。然而，在中國傳統文明正在走向複雜演變的同時，另一個文明發展力量漸漸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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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儘管《托爾德西裡亞斯條約》已經認定了葡萄牙與西班牙試圖瓜分世界的邊界，但是，利奧十世（Leo Ⅹ）在1515 年11 月3 日發佈的通諭中進一步明確：賦予葡萄牙發現、佔領以及將要佔領的土地——“從博哈多爾角（Bojador）到印度，不論位於何處，甚至是今天未知的地方”——的特許權，任何人在這個範圍內貿易、捕魚甚至航行，須經得葡萄牙國王的准許。可以想像，作為對這個特許權的回報，葡萄牙國王要為天主教向新領域的發展提供經費、建設教堂和派遣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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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晚明的政治形勢可以用一攤爛泥來形容。幫助皇帝的官僚和那些捍衛正統的士大夫總是受到排擠與打擊，除非皇帝再次遭遇危機，那些有能力的官吏才有可能回到他們應有的位置。這類典型的政治案例表現為東林書院的命運。1604 年，被朝廷革職多年的顧憲成（1550—1612）在朋友和士子們的協助下，合資修復了宋儒楊時的祠堂，他們建立書院用於講學論道、著述出版。這些學者——重要的領袖還有高攀龍——開辦書院的目的是矯正王陽明心學的空疏，尊重儒學經典，準確理解孔孟之道的精髓，不要因為誤讀而使儒家思想的傳播與運用偏離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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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乾隆時期在政治上、軍事上留下一些重要歷史事件：平定大小和卓之亂、臺灣農民起義，加強對西藏的管轄等；歉收之年免去全國農民的租稅；尤其是耗費鉅資完成近8 萬卷的《四庫全書》，看上去都是後人津津樂道的歷史遺產。但是，當1799 年乾隆去世時，人們從他的寵臣和珅的家裡查抄出8 億兩白銀，而這時的政府的歲收也不過7 000 萬兩，即便這個數字減少到十分之一，也足以透露出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與日益嚴峻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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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在狄更斯描述中國的象牙球至《紐約時報》報導英國並沒有因為《南京條約》的簽署減少反而進一步肆無忌憚擴大了對中國的鴉片貿易之間的十幾年裡，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不斷示弱和潰爛，越來越多的問題開始暴露、聚集並交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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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大多數中國人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國之外皆蠻夷之地的頑固的觀念被一次次與西方“蠻夷”的戰爭所否定和教訓，強烈的震驚與憤怒很容易像火山一樣驟然爆發。在1894 年7 月開始到次年4 月結束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曾經作為納貢藩屬國的日本在海上擊沉了中國軍艦，這次戰爭似乎只有北洋艦隊參與，在廣東和福建的艦隊因為保存實力沒有參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大連與旅順的炮臺因日軍的佔領而失去作用。大多數歷史學家將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簽署的《馬關條約》（1895年）視為洋務運動或者自強新政失敗的標誌，實際上，之前中國因對越南（安南）的藩屬控制權而與法國進行了戰爭（1883—1885），並在戰爭與隨後的談判中失利； 1885 年緬甸在英國的慫恿下擺脫對中國的藩屬地位而獨立。這些已經充分呈現出由歷史形成的制度性衰弱沒有因為洋務運動而得到制止。的確，經歷了數十年的努力在與列強博弈和戰爭中沒有收穫勝利，在不少旁觀者看來，清政府已經不可救藥，就像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幾個月對丁韙良說過的：“恐怕我們是在修補一把已經開裂的水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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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澎，藝術史學家，四川美術學院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歐洲現代繪畫美學》、《現代繪畫：新的形象語言》、《藝術——人的啟示錄》、《20 世紀藝術文化》（與易丹合著）、《現代藝術與文化批判》、《中國現代藝術史：1979—1989》（與易丹合著）、《藝術操作》、《中國當代藝術史：1990—1999》、《溪山清遠——兩宋時期山水畫的歷史與趣味轉型》、《20 世紀中國藝術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