棲身文明秩序的現代人並未獲得“進步”所允諾的安寧。取代蠻荒險境的，是密不透風、限制重重的行動網絡和愈加超越個人掌控的大型危機。在本書中，斯塔福德·比爾將我們的社會組織置於系統科學的聚光燈下進行考察，以簡明易懂的方式解釋了*關鍵的控制論原則，進而揭示諸多社會機制崩壞的原因——這個由層層疊疊機構和制度所構成的、外表精密無比的運行系統，因其官僚化的錯誤組織方式而成為制造威脅、壓迫人性、毀壞自由的龐大機器，並將無可避免地走向失衡與崩潰。尤為致命的是，幾近失效的狀況下，自我維護的傾向卻使其失去了內部修覆的可能。作者呼籲，整個體制必須被再次設計，並歸於人民。
盡管技術背景已迥然有別，這些文字和觀點仍然尖銳地指向我們在今天乃至可預見的將來所面臨的危機和困境，至為珍貴地為我們展示了反思之迫切與行動的可能。
編輯推薦
“現代人小叢書”的作者是一群世界一流的知識分子和專家，他們從各個不同的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領域或問題出发，向公眾提供面對後現代社會諸多問題的基本知識和批判性思考。
以“控制論”為背景，本書所要探討的卻絕非一個流行於局部的科學概念，也並非在技術與人文交匯的模糊領地中搬弄觀念的道具。作者在書中揭示的，是一系列現代社會中至為真切的關鍵性問題：在表面所宣稱的社會目標之下，官僚制度如何晝夜不停地致力於它的根本目的——自我維護和自我覆制；新生的秩序為何一再陷入舊秩序的夾縫；技術不知不覺淪為權力的臣仆，修繕世界的工具被用來編織出更精巧的枷鎖。正是當我們沿循系統科學的邏輯對社會組織進行拆解，這一切向我們展露出它們的真實面目。
盡管來自一個計算機尚未普及的年代，書中的討論卻有著驚人的應時性。應該說，那些作者以一位系統理論研究者的敏銳目光在信息社會的初生之年便捕捉到的危機，在今日愈加“智能”的時代已然尤為深刻地嵌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在某種意義上，技術與政治彼此纏繞的演化進程本身也是一台飛速運轉中的機器，因而，每一個“現在”，就是我們開啟審思的*時刻。
從參與式決策到開放社區，比爾帶著珍貴的熱忱探索了理想社會的諸種可能。我們能看見其中的一些所得到的實踐響應，自組織理論等思想資源的潛力則更是遠未枯竭。
延續梅西講座的一貫風格，作者以生動曉暢的語言，令控制理論變得簡明可解。
斯塔福德·比爾是控制論、運籌學領域的國際知名學者，被譽為“管理控制論之父”；曾任二十余國政府顧問，所參與的智利“協同控制工程”項目，在控制論的发展歷史乃至現今的“大數據”早期歷史中占據重要地位。事實上，本次演講的時間恰在智利政變令“協同控制工程”戛然終止的同年。因此，對於這一頗具野心的、帶著濃重時代印記的計劃而言，比爾的講述也是一份*鮮活的記憶。
編輯手記：
20世紀40年代初到1960年在紐約召開過一組影響深遠的科學會議，作為一系列跨學科的盛會，它們邀集了來自數學、物理學、工程技術學、生物學、語言學、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的研究者。議題同樣涉獵廣泛，但其中*為突出的，乃至占據了1946年至1953年間十次會議核心的，便是控制論——正是在此期間的1948年，這個名字由維納在《控制論——關於在動物和機器中控制和通訊的科學》一書中正式地提出來。在某種程度上，是控制論所捎帶的那種“一切就此不同”的訊息，是它在不同身份與會者心里激发出的興奮和期待，促成了這組會議的盛大延續。一個小小的巧合是，這組會議也是由一個梅西基金會所資助，因此被稱為“梅西會議”。
英籍理論家斯塔福德·比爾在1973年的梅西講座上提出了借助於控制論來檢視乃至改造我們的社會系統的想法。這一時間點在今日看來似乎有些遙遠，它卻又是那個對開拓控制論應有的無限可能仍懷抱熱情的時代的尾聲。到20世紀70年代，這種熱情已漸近冷卻。這並非因為控制論本身的無效，而或許更多地由於它的過度龐雜——許多由控制論衍生的研究支線規模已經大到足以支持自身的自主发展——隨後則又被人工智能奪去大部分的注意力（和經費）資源。
相比之下，比爾的分析框架其實是簡約明晰的。作為管理控制論領域先驅，比爾借助的核心概念是“阿什比多樣性法則”——多樣性吸收多樣性。具體而言，對社會系統來說，維持穩定的關鍵就在於它的結構和運作方式有良好的反饋機制和足夠的靈活度，使它能夠及時應對不斷產生的變數。當然，它還有另一些選擇，比如抑制變數的產生、比如用僵化的模塊和靜態的數據來簡化實際問題、比如用滯後的反饋來制造逃避，在比爾看來，這正是我們的社會系統正在采取的辦法。至於那些原本能夠用以解決麻煩的新工具，卻總是被用在了制造麻煩上。就這樣，這個外表精密無比的系統因其錯誤的運作方式而成為制造威脅、壓迫人性、奪取自由的龐大機器。更加糟糕的是，它是致力於生產自己的活力系統，其內在目標便是自身的生存，而非每個人的福利。這種自我維護的內在傾向使得它既嚴重失衡、瀕臨崩潰，又似乎堅不可摧。它在每一個危機時刻允諾做出改變，“只要不涉及實質的改變”。我們將越來越多的資源用在填補系統的裂縫之上，只是為了這些裂縫的再次出現，而自由本身在此過程中日益遭受侵蝕。如比爾所說，“自由就是這樣失去的，它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旨在遏制自由的系統的產出……我們奢談繁榮的增長，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暴政、戰爭、酷刑和壓迫這四件可怕事件的增長卻更為真實。”
比爾因此呼籲，系統的再造刻不容緩，而其中至關重要的，是將科技歸於人民，讓它們真正成為創造一個新的自由的社會的有效工具。在比爾看來，在一個自由得到真正釋放的社會，社區應當是開放的，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組織教育、衛生、福利等各種社會服務，接受或拒絕當地創新者的舉措；工人應該自由組織自己的工作，學生（每個人都是學生，一生至死）應該自由組織自己的學習。
這些呼籲也並非虛無縹緲的紙面宣言。在管理控制論的問題上，比爾是個身體力行的實踐者。1971—1973年，他受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之邀前往協助建設計算機網絡工程，用於構建分布式決策支持系統，以支持國民經濟的管理。項目做好了所有的準備工作，但就在1973年，它隨著阿連德在政變中遇害而終止。因此很遺憾的是，項目的實際效果未能得以檢驗，但它不失為一次大膽嘗試。
應該說，引起這類研究自覺的不只有認知方式上的進步，還有危機迫近的巨大焦慮。我們的世界正日益成為一個不可見也不可測的龐然大物。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對抗已然轉換為不知不覺間陷入的債務壓力、種族滅絕或核武的威脅。比爾痛心疾首於科學正被用來摧毀人類，而這樣的危機感在加速湧現的技術包圍之下只能說更為深重了。無須贅述更多實例，因為這里的重點在於，相比應對一個個具體的結果，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它們是如何被產出的？於是，就像一個完美的邏輯閉環：在爭取科學為自身權益所用的道路上，我們首先要做的正是用好那個能夠借以发現結構問題的科學工具。而認識問題，是我們朝向那個“現在就可以要求的未來”的*步。 |
